《纽约时报》中文网9月11日刊登了节选自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的新书：《优秀的绵羊：失当的美国精英教育以及如何拥有富于意义的人生》(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这篇文章今年夏天发表于《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它成为该刊创刊以来的最热门文章。

德雷谢维奇提出了一个有关如何从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观点。他写道，每个人生来都有一副头脑，但只有通过内省、观察，把理智与情感结合起来，从经验中探寻意义，找到一个总体性的目标，才能形成独特和个性化的自我。

他说，这个过程通常开始于大学时期，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时光，既没有家庭负担，也没有事业上的牵绊。在这段时间，年轻人可以不顾后果、无拘无束地接触他人，并向他们学习这些人包括写下伟大作品的作家。

教人严谨治学的教授;还有能够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学。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尔拉(Mark Lilla)的话说，通过这个过程，一名学生能够发现，“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

德雷谢维奇称，在如今的精英学府，多数学生并没有过这种经历。他说，大学已经被商业精神同化。它非但没有成为人生的自由时段，却变成了加速阶段。学生们忙着跨过履历竞赛的一个个障碍，没时间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他们是如此疯狂地尝试着一切，却错过了能改变人生的际遇。他们唯恐失去任何选项。他们被反复灌输的，是对名望的渴望，以及对从事可能让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惧。这个体系迫使他们变得优秀，只不过是优秀的绵羊。

哈佛大学(Harvard)杰出的心理学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对德雷谢维奇的观点做了最全面的回应。“也许我代表了美国精英教育错误的一面，但我完全不知道如何让学生建立起自我，也不知道如何让他们成为拥有高尚情操的人。

研究生院不会教学生做这些事，在我所参与的数百个教职岗位的任命和提拔决定中，我们也从来不会评估一个候选人在这一点上做的好不好。”

平克的意思是，大学的使命是认知上的。年轻人应该知道如何清楚地写作和用数据进行推理。他们应该习得具体的知识：地球的历史、人体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等等。选拔学生进入精英学府的过程，并不是对申请者的灵魂的神秘审视，平克接着说。

对学生的选拔应该基于标准化考试的分数，也就是SAT的成绩。如果大学录取了分数最高的孩子，企业录用了分数最高的应聘者，平克写道，“当前制度的许多反常之处就会迅速消失。”

因此，我们面对的是大学教育的三个不同目的：商业目的(为职业发展做准备)、平克所说的认知目的(获得信息并学会思考)，以及德雷谢维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一个多世纪前，多数大学管理者和教职员工会说，道德目的最重要。正如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院长玛丽?伍利(Mary Woolley)所说，“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品格。”

当时非常著名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多篇文章中谈论了在道德方面有所建树的人生的构成。他写道，这样的一生，是围绕着一个自愿承担的崇高理想建立起来的，是通过耐力、勇气、忠诚和奋斗实现的。

如今，精英学院的人们有同样的道德追求。所有人都知道精英管理的系统已经失去了理智。所有人——管理者、招生负责人、教职员工和学生们——都知道，履历竞赛的压力已经失控。

但当权者已经不再认为自己必须说清楚他们认为道德、情感和精神的成长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只会说一些所有人都同意的平淡无奇的话语，或者偶尔模糊地提起社区服务的例子。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他们不认为这是他们的职责，或者，正如平克所说，他们不认为自己知道答案。

结果就是，精英学府十分擅长完成它们的商业使命。它们也相当擅长发展认知上的使命。至于德雷谢维奇提到的那种成长，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一名招生负责人自己的标准可能稍稍倾向于古怪的学生，而不是拥有完美简历的人。

一名学生可能私下里经过一番挣扎后，选择了一份夏令营的工作，而不是情感上空洞无物但能够为简历增色的实习。但这些挣扎都是非正式的、孤立的、不太说得清的。

德雷谢维奇似乎严重夸大了精英学府道德衰退的程度。不过，他至少提醒了我们，道德教育是怎样的。现在来看，那基本上是一块被遗弃的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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