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毛泽东一直都有出国留学的打算，可最终却没有成行。是什么原因或理由让毛泽东放弃了对当时许多青年来说梦寐以求的出国计划呢?

问题的提出与质疑

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近代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和革命转型时期。此间，先进的中国人、不堪祖国的再度沉沦的仁人志士，面对神州大地的乱象，四处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案和良法，在中国一度掀起了出国求学的热潮，尤以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特别突出。热血青年毛泽东身处这一热潮之中，不能不为之所动。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毛泽东曾经有过留学日本、俄国特别是留学法国的想法，而且当时还是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组织者。可是，他经过反复的思考最终却作出了不出国的决定。为什么青年毛泽东不去呢?

对于毛泽东不出国留学的原因，有多种说法，其中有的说法有道理;但下面两种，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说法一：经费有限说。

有人认为是新民学会的经费有限，毛泽东因为经济拮据而放弃留学。新民学会作为一个学生组织，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经费一直是紧张的，毛泽东本人的经济状况也并不好，求学期间都是靠家里供给，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的薪水也是极低，每月8元。他的经济状况的好转是在1920年9月，他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类似校长)之后。但这些并不能说明毛泽东不出国留学是因为经济拮据。

首先，迄今为止，在有关毛泽东的所有文献或资料当中，都没有发现他本人提到因为经费问题而放弃留学的任何记述。

根据李锐的研究，为筹措赴法经费，毛泽东曾向章士钊求助，并将所得3万元以每股1600元分给赴法会员，自己也分到一份。因此，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赴法留学的主要负责人，如果不是想把这些钱用于资助他人或留待以后的学会活动，应该不缺赴法的资费。另据逄先知的研究，1920年6月，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巨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资金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关于此事，章含之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曾有一段回忆：1963年毛泽东突然提出“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债没有还呢”。从1963年起，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必定派秘书送自己的稿费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毛泽东还说：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从1973年开始还“利息”，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

另外，在《毛泽东自传》中，根据斯诺的记载，毛泽东的家境在当时是小康偏富的那类。毛泽东曾说他的父亲很会“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父亲的资本最多时达到“两三千元”。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他在师范学校读书5年，一共用了160元——连所有的学费、穿衣吃饭，甚至三分之一用于订报纸。从兹可以得知，当时的两三千元是一个较大的数目，因为毛泽东每年在师范学校的一切花费才不过仅仅30元左右。如果与现在相比，如早几年的中师和现在的师范大学的学生来说，一年的花费(不包括学费)大约就需要3000元吧。这样一算，学生时代毛泽东的家庭显然算偏富人家。以这样的家境，即使没有外来的资助，只要他愿意去也还是有足够的财力的。更何况“勤工俭学”的方式留学，花费当是更少，不需要太多经费。

说法二：外语欠佳说。

持此说法的是美国著名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专家施拉姆。施拉姆在其所著的《毛泽东》一书中说：据“当时知情的人说，他曾认真地考虑过去法国的问题，最后决定不去，是因为他没有学好外语，怕到外国后发生困难”。毛泽东的确认真地考虑过去法国，说他是因为没有学好外语，怕到外国后发生困难，施先生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当时外语水平低而出国留学的人并不少，尤其是勤工俭学的更是屡见不鲜。当时有留法预备班，如果毛泽东真想出国，可以入预备班，可是他并没有进过这样的预备班。

其实，毛泽东有段时间是非常重视外语学习的。1920年在写给其师友黎锦熙的信中说：“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次年9月在船山学社养病时，毛泽东又曾函告萧子升：“现在读书虽甚少。然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实际上，外语水平的高低与毛泽东是否留学没有必然的联系，当时的自费留学对外语也没有什么苛刻的要求，所以外语好坏不是毛泽东不留学的主要原因。

如果以上两种说法不能成立的话，那么，毛泽东不出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原因之一：为照顾病重的母亲和为母奔丧

毛泽东对其母亲有很深的感情，而对其父亲则不然。在斯诺所著《毛泽东自传》一书里，毛泽东是这样饱含深情地回忆他的母亲的：“我的母亲是一位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

毛泽东对母亲的身体非常关切，1918年8月毛泽东离湘赴京前夕，曾特意致信他的两个舅父，“感谢他们照料患病的母亲。说乡中良医少，特请人开来一药方为母治病;如不能愈，到秋收之后，拟接到省城治疗。”1919年春，毛泽东偕新民学会会友离京赴法前夕，因得知母亲病危，即于3月12日返湘并取道上海送别会友，4月6日回到长沙即将母亲接到省城就医，“对母亲亲侍汤药”。同月28日又致信舅父舅母对他(她)们照顾母亲再一次表示感谢，信中写道，“家母久住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当年10月他的母亲去世时，毛泽东正在省城组织驱张运动，煞是紧张而忙碌，但他一获消息便日夜兼程赶回韶山为其母守灵送葬(他父亲去世时没有回去奔丧)。在母亲的灵位前，毛泽东动情地写就了《祭母文》，祭文追述慈母勤俭持家、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等优良品德，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无法报答养育之恩的痛心：“养育恩深，春晖朝霞。报之何时，精禽大海。……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毛泽东由于时刻惦记着母亲的病情，“不得不赶回服侍”以及“有生一日，皆伴亲时”的想法，使之在新民学会诸友赴法留学前夕，因母亲的病以及后来的逝世成了他不出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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