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le University(耶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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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这一比例全球最高。在同级别的富豪中，日本只有不到1%的人会把孩子送出国读书，法国不足5%，德国也不超过10%。

某个工作日的中午，在香港金融心脏的中环，一间外资投行的会议室内人头攒动。与这里每周数场的有关投资项目的路演午餐会不同的是，当日活动的主题为子女择校指南与金融投资毫无关联，却吸引了比往常多出数倍的参会者。

他们是众多为子女教育问题头痛的家长中的一类——有相对充足的财力供子女就读国际学校，但又需要在不同学校所要求的高达数十万甚至百万港元融资需求(以学校发行本金券或债券等形式筹资)之间做出抉择。

“资产在500万到2000万(美元)之间的人士，比起超高净值人士，虽然不会花特别多心思去做子女的教育安排，但教育的第一步还是希望把子女推上国际平台，上一所国际学校。”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新加坡银行董事总经理兼财富规划主管李文修表示。

比起无缘国际学校的普通家长，这些金融、法律界精英拥有明显财力和教育背景、职业的优势，他们会从小为子女营造英语为主的语言环境，熟悉如何制作精美的个人简历和展示用的幻灯片，或者为子女挤进名校撰写“打动人心”的小论文。然而与资产更具实力的富豪相比，他们所做的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亿万富豪的教育基金：200万美元起步

为了赢得一个进入常青藤名校，或是英伦名校剑桥、牛津的机会，亚洲的富豪们愿意为子女付出多少资金?

“一般来说，亚洲高净值人士用于教育的资金占其可投资资金的15%左右，具体还要看需要做出教育安排的子女数量，像中国高净值人士一般只有一个孩子需要做出规划的话，教育资金的占比大约在10%～15%之间。”李文修表示。

以可投资2000万美元资产的富豪为例，这意味着他至少为子女准备了200万美元的教育资金。看起来很多吗?和实际需求相比，这还只是基本部分。

一所诸如耀中国际学校的小学、中学每年学费约17万港元，13年制读完需要超过200万港元，所有就读学生还需先购买20万港元债券;哈罗香港13年读完，学费部分的花销也超过200万港元，此外还需购买60万港元的债券或300万港元的资本证明书，或者每年5万港元的建校费(capitallevy);。

“这一般是供子女从小学到读完高中的费用，到要申请大学的时候，所需费用就要看具体读什么专业或者选择哪一所大学，再另行考虑。”李文修解释，多数高净值人士会在子女准备读小学时开始设立这样的教育基金。

上述超过百万的费用，还只是就读国际学校的基本开支，尚未包括就读期间的各种集体活动等产生的杂费，或者寄宿学校的额外费用。而对于身家超过千万美元的富豪来说，后代教育支出需要考虑的还不仅仅是基础教育。

“很多企业家，特别是在资产配置方面已经开始做全球规划的人士，对后代教育一开始就看得很广，他们考虑的不只是读书、学英文那么简单，对子女学习音乐、戏剧、舞蹈等也很早就做好安排。”

李文修指出，私人银行本身为客户定期举办古典音乐鉴赏会之类的活动，不仅令其子女有机会较早接触到音乐等“课外内容”，也让小孩子有机会在欣赏之余与音乐家互动，此外，贵族学校本身也有不少类似安排。

最近几年，亚洲富豪的另一项高额“教育支出”是向名校捐赠。包括侨鑫集团董事长周泽荣向悉尼科技大学捐款2500万澳元，潘石屹和张欣向耶鲁捐赠1000万美元，高瓴资本的张磊向耶鲁捐赠888万美元等。

虽然不能说捐赠本身旨在为后代就读名校铺路，不过，李文修坦言，这样的捐赠毕竟是一个加分项，尤其在后代报读竞争程度较高的专业时。

家族委员会的教育决策

对于高达数百万美元的教育基金，一个富豪家族通常也有专人负责这部分资金的投资和支配。从投资角度，教育资金多选择有定期、稳健回报的组合，常见的如债券型组合，确保子女每年的教育经费能够获得相对稳固的回报。

“一般来说，会有一个3至5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管理教育资金，可能只有家族成员，也可能在家族成员之外，包括律师、私人银行家等专业人士，(有关后代教育的决策)由他们来投票决定。”李文修表示，专业人士往往会在学校选择、参观等方面为家族提供建议或协助。

亚洲家长大多热衷于亲身参观学校，以便更好地了解学校的背景、设施。业内某项针对“旅游目的”的调研显示，“子女留学考察”成为中国富豪出国旅游的第四大动力，占比12%，甚至排在“投资考察”和“移民考察”之前。

私人银行也会与第三方机构合作，为富豪客户安排考察行程，提供与在校学生、老师或者校长沟通、交流的机会;一些私人银行举办的交流活动上，也可能邀请名校的招生负责人与家长交流。

“对我们的客户来说，很多时候并不会去在意这些费用。”李文修坦言，对高净值人士而言，资本不仅是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教育资本等都是一个家族资本的组成部分，他们也很乐意在教育上做投资。

负责管理教育资金的家族委员会，通常是家族办公室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教育之外，委员会一般还要负责整个家族内医疗、保健等长期安排，每年至少开一次会议，全面回顾过去一年来整个家族各方面的投资情况，并探讨未来是否需要加强某方面投资。

“高净值人士对于教育的安排不仅仅是自己子女这一代，通常还要考虑到很多代后代。”李文修表示，委员会本身也就会在回顾投资业绩时，考虑是否需要加强教育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或者做出一些调整。

不少设立委员会的家族，往往也已经有完善的家族信托架构，通过家族信托和委员会之间的紧密联系，来确保整个家族在金融需求以外的需求都能得到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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