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不安的是，韦瑟雷尔已经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同事有大学学位，有些甚至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等知名院校。他当时在这个超市打工是为了攒钱读完大学，而他的工作现在成了大学毕业生的争抢目标。韦瑟雷尔说，关于自己在领跑还是掉队的问题，我想了很多，我真的希望自己不是在领跑。

并非只有美国人在问这样的问题。始于美国的那场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大西洋彼岸，英国、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国家类似的信贷和房地产泡沫也已破裂，与美国金融系统密不可分的欧洲银行业受到打击。

欧洲经济中有很大一部分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衰退，而且重新实现危机前的增长和就业水平的艰难程度甚至超过美国。在欧洲，银行业危机还引发了第二波危机──依赖外债的南欧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现象，欧元差点因此崩溃。

相比年轻的美国人，这个挥之不去的困境对年轻欧洲人的冲击更为猛烈。全球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加剧了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劳动力市场僵化的老毛病。危机到来前，那些国家的年轻人就很难找到稳定可靠的工作。欧盟25岁以下的劳动人口中，有超过23%的人处于失业状态，而在那些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欧洲国家里，年轻人的失业率逼近60%。

在财务状况与美国非常相似的英国，很多年轻人被推到了社会的阴影里，这个群体甚至有了自己的名字：尼特族(NEET，指不上学、不工作、也不进修的人)。他们的存在不仅在伦敦引发了社会矛盾，在雅典和斯德哥尔摩等地也引发了矛盾。这些城市发生了以年轻人为首的骚乱，这些年轻人变得与政治和经济机构疏远起来，这些机构似乎不再给人一种可过上美好生活的希望。

目前为止，美国避开了这样的动荡。多项民调显示，美国年轻人对自己的短期前景感到悲观的同时，他们仍对自己的长远未来普遍感到乐观。

不过，有迹象显示疲弱的经济正在引发更深层的社会变化。整整一代人开始推迟成年的各种“仪式”：离家、结婚、买房和生子。年轻人的结婚率长期以来一直在下滑，衰退期间下滑得更快，2012年20岁出头女性的生育率降至历史新低。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2012年，18岁至24岁的美国人中有56%和父母住在一起，高于2007年的51%。由于18岁到24岁的美国人口占比在过去40年几乎没有变化，这样的增幅显得尤其大。

此外，很多年轻人不再抱有经济条件与父母那代人匹敌的希望。皮尤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上班的年轻人中仅有11%说，自己有事业，而不只是一份工作。少于半数的人说，他们甚至没有步入朝着事业方向前进的轨道。

康奈利(John Connelly)曾觉得，自己的生活在正轨上有条不紊地前进。作为新泽西州一名汽车修理工的儿子，他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2009年，他上了罗格斯大学。四年后，22岁的他欠债2.1万美元，没有固定工作，借住在新泽西和布鲁克林朋友家的沙发上。

康奈利说，我听过很多我们这一代人不买车也不买房的事，我连那些人都不如，我甚至不能按时付房租，在我连未来三个月都很难规划的时候，更是很难做未来10年的规划。

就读罗格斯大学期间，康奈利是个优等生，还是学生会主席。但唯恐背上更多贷款的他最终在临毕业还差三个学分的时候辍学。这个夏天，他与朋友同住，同时在布鲁克林一个非营利机构做临时工。暑期过后，他得到了一份补助金，可让他秋季再次入学。但他仍不知过完这个学期，毕业后自己会去做什么。康奈利说，我差不多做了所有“应该”做的事。

“迷惘的一代”的损失不仅仅是对年轻人本身带来影响。美国联邦组织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201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既不上学也无工作的670万美国年轻人在税捐收入损失、对政府福利和其它费用依赖程度增加方面，可能最终会耗费纳税人1.6万亿美元。研究人员估计，如果算上损失收入和犯罪活动增加等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这个问题带来的冲击将超过4.7万亿美元。

西北大学经济学家萨姆说，我们最后要为所有这些问题埋单，而账单金额相当庞的，因为这些孩子不挣钱，他们不交税，呆在家里，也不结婚，不仅孩子们是输家，我们所有美国人也都是输家。

经济疲弱给人带来的影响因其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不同。短期而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较小，收入也不如大学毕业生。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作者可能会面临持续时间更长的后果。

经济研究表明，大学毕业后的那几年对于决定一个人的职业轨迹起着巨大作用。平均约三分之二的工资增长出现在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前10年。经济不好的时候，毕业生可能会接受较低的工资，供职于晋升机会较少的小公司。很多时候，他们永远都不会离开那条二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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